徽州文化的批判与发展

安徽文化网 [微博] 2014-09-11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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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0年皖南古民居西递、宏村以其独特、清丽、典雅的文化魅力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徽州文化”一夜之间便成为电脑搜索频律极高的关键词,更多的人则开始全面关注徽(州)学的构建和研究。为了追寻徽文化之魂,徽州村落的古街里坊成了众多学者心头的“耶路撒冷”,一种对徽州文化辉煌历史终结、徽州文化发展延续、徽州文化未来创新及徽(州)学发展大势的理性思考便有了更高的升华。

一、问题的提出

徽州文化,是基于徽州地理单元上产生的一种集理学、宗法、儒贾多层面于一体的典型性中华主流文化。它是中华文化传统性与徽州地缘性结合的标本,是一种“徽(州)式汉儒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其衰落年代大致可以定格在中华民国。而其孕育产生则可上溯至两晋以前,其中经历了山越文化、新安文化、徽州文化三个发展阶段。明清两代,由于朱子理学的政治作用和徽商的影响力,使得徽州文化进入了辉煌的发散期和成熟期,形成了“大徽州”与“小徽州”互动、传统性与开创性互补、标志性与综合性共存的局面。清末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太平天国、民国战乱不断,徽州文化的发展因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而跌入低谷。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共产党政权将大量徽州乡村祠堂公产没收充公和重新分配,以祠堂经济为支撑的物质基础全面崩塌,以祠堂自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随之也被革命政权取代。紧接着,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徽州道德文化体系被当作“四旧”遭遇痛苦的清算,大量带有文化象征性意义的牌坊、庙宇、祠堂、村落以及民间各种庙会活动未能幸免于难。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诸如人居环境、行政区划、商业经济等日新月异的变化,现代文明对传统徽州文化产生了莫大冲击,尤其是对各种文化遗存的包围、侵蚀、毁损、“改造”,使得徽州文化中一些优秀元素、文化符号的社会复制、正常发展、理性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并在理论界产生了许多困惑:如果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已被淘汰、告一段落的“死”的文化,还是一种仍旧“活着”、还可发展的文化?如果徽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概念,作为有形部分缺损可以修复,但作为无形部分丢弃,还能找回吗?如果徽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是谈徽文化的传承、发展或是徽文化的创新?如果徽文化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现代的徽文化又涵概些什么内容?从历史的角度看,“徽州文化”阶段的发展似乎已经停滞、枯萎、终结。从现代角度看,既然徽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徽州文化也在正常发展?有一点可以肯定,由文化历史性形成的积淀,无时不在影响着区域文化传承方向,民间不自觉的、不可阻挡的实(形)与虚(神)的文化承继,仍是暗流汹涌。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徽州村落,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偶然的因素,躲过了多次历史的浩劫,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社会的、文化的和自然的状态,相对保持了一种“过去”的原始氛围。这当然引起了许多学者专家对当今“徽州文化”模式的无限遐想。这些地方,尽管祠堂已经破败,族条祠规已经淡漠,那里的人,仍旧坚守着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保留着诸多的祭祀礼俗和宗族规矩,族长祠首的名份虽已不存在,但宗族长老影响仍旧根深蒂固,由血统而结聚的宗族势力仍旧在许多社会事务中“发挥”着作用,“忠孝节义”残留仍在不自觉地“作怪”,徽州文化的主要文化特点在这些地方仍然是一目了然。

基于上述事实,笔者认为,徽(州)学的研究,应当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以定格的徽(州)文化史实为对象,包括大量文书契约、史料、著作、遗迹、社会化石,主要解剖徽文化的成因、点、演变规律以及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价值,以便批判性地扬弃,经验性地总结。其二,是以研究现有徽州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目的,着重解决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其它文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侵蚀、渗透、互融,以求保持文化板块的相对独立和个性展示;研究徽文化中作为口头文化部分(语言、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第一层面研究,在田野调查、史料整理、文书收集、古藉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在考察徽州文化的特点,诠释徽商兴衰,了解徽州典型宗法社会,把握徽州人生存性格和语言习俗,捕捉徽州儒雅民风伦理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传统徽(州)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二个层面研究,这是近年来日益引起学术界关注和不安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当这种文化载体“皖南古民居”被载入世界遗产之后,如何让徽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如何让徽(州)文化世世代代“传”下去,其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徽州文化中的一个人文主旋律,是天人合一,是以人为本中的社会和谐。这与当今倡导构建社会和谐体系是十分合拍的。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许多与徽州文化存在与发展不协调不和谐的音符,这给文化的物质传承、理念发展和文化延续提出了新的难题。这也是徽(州)学所要探究和解决的新问题。与藏学、敦煌学两大显学研究对象相比,只有徽州文化构成的核心——“后儒理学”,传承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主流文化。也只有徽州文化,是一种没有“断代的”,迄今仍然在原有区域土地上存在并向前发展着的化这是一种融化石性、标志性、发展性于一体的文化。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这样一种与现实生活距离拉得如此之近的文化,其研究角度、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向,需要重新思考定位。理论界有人提出用“黄山文明”替代徽州文化,并据此提出“徽州文化的创新”这一命题(见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汪大白《徽州文化传统与黄山文明建设》),笔者觉得这种观点容易产生误解。徽州文化的抢救、保护、继承、发展、利用问题,通俗地说也就是如何世代“承传”下去,这首先是一个保护中的发展问题,而不是“替换”“创新”问题,是一项牵涉工程技术、人文伦理、旅游经济、环境生态、城镇规划等多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徽州特色”,如同一府六县乡村建筑没有了马头墙一样,也就没有了研究对象。因此,笔者以为,当今徽(州)学研究的重心,不应是“创新”,不应是“黄山文明”。这也是现今我们需要对传统徽州学研究进行反思的原因之一,藉以推动徽(州)学研究为时代和现实服务,朝着更深层次发展。

二、徽文化的批判

尽管徽州文化是徽州大地上数百万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并且为中华主流文化的丰富多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徽文化主体部分毕竟是一种历史性的封建文化,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阶段性质,有许多封建意识、思想理念的东西是被历史淘汰的东西,是值得批判和废弃的。科学研究中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发展。无容岂言,徽文化是在封建儒学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平民文化通俗文化,必然印烙着许多迷信的、落后的、消极的内容。对这一文化的批判,就是对这种文化的反思与检讨,包括对其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与文化价值的解剖。我们既需要用发展的眼光,肯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文化上的成就,找出其合理内核以及美的东西,又要从比较的角度,评判其历史局限性和诸多不利、不适时宜的因素。考察发现,徽州文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徽文化中充满了极端的宗法因素。徽州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个最为典型的宗族社会。文化中凸显出鲜明的宗族特征,创设着各种宗法构件,人居环境完全笼罩在浓郁的宗族氛围之中,一切衣食住行,因受宗法制度支配而变得凝重、机械、封闭。徽州人由生到死,都离不开宗族的庇护和影响,一切为光宗耀祖而生存,一切为了追远报本而团结、奋斗在宗族的祠堂周围。这是徽州人生存的动力和生命追求的乐趣。而宗族文化致命之处恰恰是一种狭隘的、低级的、保守的文化。如对祖宗的祟拜敬畏,对祠堂血统的守护,对外族的心理排斥,对族民近乎野蛮的羁束。

(2)管理中充满了典型的封建因素。徽州社会,是一种以宗族自治为政治主流的小农经济社会,文化中充满了封建性的糟粕。祠堂管理是一个体系严密的、自耕自足的社区自治系统,民间的宗族习惯法,在规范人们生产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徽州文化的核心是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的精髓是“忠孝节义”。依此,这种宗族管理,是依血统确定尊卑,以忠孝维持秩序,以《家礼》确定等级,以儒学明辩是非。这是徽州朱子理学思想的具体化。如汪公庙会上宣扬“忠”,“三雕”二十四孝图突出“孝”,徽州妇女贞洁牌坊推崇“节”。徽州商人“以义取利”,在乎“仁义”。

(3)民俗中充满了朴素的迷信因素。徽州人聚族而居有极强的“风水意识”。“卜居”是徽州始迁祖开族的第一步。民俗中的迷信因素诸多,如居室结构讲究阴阳,村落座向讲究“龙脉”,水口的设建讲究“紧密”,宗祠的祭祀讲究“保诺”,婚姻结配讲究“八字”。天灾人祸多从“风水”中找答案,宗族兴衰多从地理上找根源,避邪去灾多从“做祭”上下功夫。经过数百年沉淀,徽州人的风水观念大多物化进了民俗文化。如傩舞中的驱鬼镇魔,目连戏中有“善恶报应”,避邪意识有“泰山石敢当”,祈安物件有“门前照壁”,徽商会馆中有朱熹、关公,居室大门有尉迟恭门神,连建筑上的天井,庭院中的树木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对徽州文化宗族内容、迷信形态、封建意识、传统陋俗的全面批判,关键在于对其文化内核历史性、阶级性、大众性、艺术性的总体把握,挖掘“民族”的、传统的形式,保护美的、善的载体,抡救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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